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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國區域經濟大格局

導語以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為代表的舊式區域發展戰略,本質上是利用行政力量作為經濟指揮棒,踐行區域均衡主義。

聯訊麒麟堂 · 2019-10-29 · 文/李奇霖 · 瀏覽4768

  以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為代表的舊式區域發展戰略,本質上是利用行政力量作為經濟指揮棒,踐行區域均衡主義。雖然取得了諸多成效,但從區域間的實際發展情況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許并沒有帶來期盼的結果。與此同時,舊式區域發展戰略中促成區域均衡的兩大關鍵手段——基于轉移支付的財政安排以及傾斜于落后地區的優惠政策,還帶來了激勵機制扭曲和資源錯配的問題。

  從全球范圍看,“集聚性”和“非均衡”更為主流。聯合國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也指出,不平衡增長與區域和諧發展其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關鍵就在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國近年也開始調整區域政策,逐步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塊和省級行政區劃,進行了跨區域的新型空間形態重構,著重推進經濟帶協同、城市群協同兩個方向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這重塑了中國區域經濟大格局。

  從戰略思路上看,新的區域戰略不再過度使用行政手段來促成四大區域間的均衡發展,而是重新審視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鼓勵各類生產要素流動和提高配置效率。先撬動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極,再通過經濟帶之間的傳導和協同,讓各大城市群在市場力量帶動下共同發展。

  從落實方式上看,新型區域發展布局突破了原有的四大板塊和省際行政區劃,通過縮小區域政策單元提高了區域政策的精準性。同時明確地區和城市的戰略定位,實現差異化競爭和優勢互補,發揮協同效應。

  盡管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仍長路漫漫,但這或許是一條更科學、更尊重經濟規律的發展道路。

  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變遷由于所處歷史階段和發展理念的不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經歷了多次調整。

  (一)1949-1978年:區域均衡發展戰略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首先實行的是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當時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較為惡劣,前有美國包圍封鎖,后有中蘇關系惡化,為了保障中國的國土和產業安全,有將工業從沿海向內陸地區轉移的客觀需求。

  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各區域走向了低效均等化,沒有充分釋放出國民經濟的發展活力。

  (二)1978-1993年: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后,在反思均衡發展戰略利弊的基礎上,中國區域經濟戰略轉向以對外開放為特征的非均衡發展。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生活先好起來,帶動其他地區,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一表態標志著區域發展戰略的轉向。

  “六五”計劃(1981-1985年)后,政策主要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特別是在東部省市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給予其外商準入、金融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資,這加速了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進程。

  在區域非均衡戰略的引導下,東部地區經濟率先騰飛,也帶動了中國經濟整體的發展。1978-1993年中國名義GDP增長了近9倍,其中東部地區的GDP占比從43.6%提高到50.1%。

  與此同時,東、中、西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在迅速擴大。1978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約為中部和西部地區的1.7和1.8倍,1993年擴大到2.1倍和2.2倍。

  (三)1994-1999年:區域協調發展戰略1.0版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自然地向東部地區集聚。因此,不再需要政策向東部地區傾斜,反而是區域分化的問題越來越受到決策層關注。

  因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策重心開始轉向促進區域間協調發展,注重調動中西部經濟活力,縮小和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

  1994年印發的《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提出產業布局原則為 “既要繼續發揮經濟發達地區的優勢并加快其發展,又要積極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努力縮小兩者差距”。

  “九五”計劃(1996-2000年)中更是明確提出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并制定了多方面措施,如優先在中西部地區進行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有序轉移,中央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等。

  (四)1999-2014年:區域協調發展戰略2.0版本

  進入新世紀后,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高度不斷提升,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細分的區域性發展戰略不斷推出。1999年、2003年和2004年中國相繼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自此中國經濟版圖被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區域板塊,針對各區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差異化規劃,采用不同政策指導。

  通過梳理政策文件可以發現,三大區域戰略的政策思路較為清晰,且一以貫之,整體的政策框架變動不是很大。

  從表中可以看出,三大區域戰略有一些相同的舉措。首先是都強調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交通、能源等。其次是通過財稅和金融政策傾斜,給予這些地區資金支持。最后,三大戰略中都提到了加快發展教育事業和引進人才、提高區域開放水平、優化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事業等方面的內容。

  但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三大戰略的政策也各自有所側重。

  比如西部地區因地理環境復雜,導致交通狀況長期以來都大大落后于全國其他地區,這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因此,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極為強調交通基礎設施建設,2005年以來西部地區的公路建設投資大多數時候都保持兩位數的增速,而且持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考慮到西部地區生態脆弱,西部大開發戰略中也出臺了非常多的諸如退耕還草、還林等生態保護措施。

  中部地區則一因人口眾多、勞動力充足,二因地理條件優越、交通便利,三因毗鄰東部、市場廣闊,因此有較好的發展制造業的區位條件,中部崛起戰略對中部地區的一個重要定位就是“先進制造業中心”。受政策支持帶動,2006-2018年間,中部地區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3%提升到25%,其中高新技術制造業的占比也有較大提升。

  此外,中部地區歷來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因此政策也特別強調要實現中部地區的農業現代化,鞏固其糧食生產基地的地位。

  東北地區有相對完備的工業基礎,但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單一產業結構,以及歷史遺留下來的所有制問題,導致其轉型動力不足,經濟效率低下,影響了東北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東北振興戰略的側重點在兩方面,一是理順體制的深層次矛盾,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國有企業活力,同時改善營商環境,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是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做強傳統產業的同時,注重推進信息化、技術創新以及新興產業培育。

舊式區域發展戰略存在的問題

  (一)區域間仍存在顯著發展差距

  不可否認,舊式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確實加快了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建設步伐,促進了其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動力。但在戰略實施的這20年,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各地區經濟發展仍然存在顯著的差距。

  第一,戰略實施以來中西部地區的GDP占比提高并不顯著。東北地區的GDP占比甚至在不斷下滑,而東部地區GDP占比則長期在50%以上。

  第二,盡管各區域的人均GDP相對差距有所縮小,但絕對差距仍然在持續擴大。2000年東部與西部的人均GDP差距約為7000元/人,2018年擴大到了超過4萬元/人。

  第三,區域內部各省間的發展差距也并沒有縮小。我們將人均GDP差率,定義為區域內人均GDP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來衡量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可以發現,1978年到2018年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人均GDP差率都并沒有明顯收窄,其中西部在2002年到2009年,還從2.6上升到3.6。

  除了政策效果不及預期外,舊式區域發展戰略還產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新問題。舊式區域發展戰略有兩大關鍵,一是以轉移支付為核心的財政安排,二是傾斜于落后地區的優惠政策,前者主要帶來了激勵機制扭曲問題,后者則帶來了資源要素錯配問題。

  (二)激勵機制扭曲

  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與央地財政關系的集權、分權密切相關。如果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那么必然需要中央做大財權,才能夠更好地在頂層引導各區域間的資源調配,進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雖然觸發因素和區域戰略沒有直接關系,但中央財政實力的增強,成為舊式區域發展戰略得以推行的重要前提之一。

  分稅制改革前,“放權讓利”的財政安排使得地方財力大大增強,但中央財政吃緊。到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已經降至22%,需要靠地方財政收入上解才能維持平衡,這削弱了中央的經濟調控能力。

  分稅制改革后,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以及央地共享稅,一些重要稅種的收入流向中央,使得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迅速逆轉。1994年分稅制改革當年,中央財政收入占比便躍居至56%,并且此后該比例一直保持相對穩定。

  在實現財權上收中央的同時,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卻并未明確劃分。由于上級政府傾向于將事權下移,地方政府很多時候需要承擔“模糊地帶”的支出責任。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比重迅速增長。

  中央財政收入比例提高后,主要是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將財政收入在區域間再分配,讓財政富足地區間接“救濟”財政羸弱的區域,以此來配合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

  社科院財政審計研究室曾對2011-2016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財力貢獻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僅9省(市、自治區)對國家財力有凈貢獻,共計14.8萬億元,包括8個東部地區省份(直轄市)和遼寧省,而其余22個省市自治區均為接受中央凈補助,共計獲得12.1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為非東部省市自治區。這表明在當前的財政格局下,主要是由東部地區在“補貼”其他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

  因此,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財政體系可以被簡單理解成這樣一種模式:在中央層面進行統籌規劃(財權上收),利用轉移支付進行財力再分配,各地方政府具體執行和支出(事權下放)。

  但這個模式存在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在財政再分配和轉移支付過程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行政干預色彩,導致在實際中,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很難真正做到合理、公正、公平。

  中國現階段的財政轉移支付監督管理機制尚不健全,尤其是專項轉移支付的分配缺乏科學依據和制度約束,立項審批流程也不夠規范,有人為因素的擾動,存在著主觀隨意性。這就導致地方與中央之間存在討價還價和博弈行為,給予了地方政府進行政策尋租的空間和動力。

  與此同時,專項轉移資金的管理也不嚴格,一些資金緊張的地區存在挪用專項轉移資金來彌補財政赤字,或是將資金分攤至其他類別項目的行為,很難完全兌現專款專用, 這大大削弱了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當前的財政安排造成了激勵機制扭曲,并影響了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決策。

  從收入端來看,有許多實證研究表明,轉移支付(特別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會產生稅收替代效應,抑制地方的稅收努力,給地方財政收入造成負面影響。

  從支出端來看,財政分權、區域政策鼓勵、中央財政兜底預期的相互作用可能導致地方政府更激進地擴大支出,進而導致地方債務激增。

  在中國式財政分權格局下,地方政府主要對上級負責,而地方績效考核體系長期以來又主要以GDP為主,因此地方官員為了實現政治晉升,會傾向于能更快做出政績的支出,比如基建投資。

  而在西部大開發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鼓勵下,中西部地區有更強烈的經濟建設沖動,并且這些沖動更多源于地方自主性,并不完全受中央所控制。許多在中西部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收益可能難以覆蓋其成本。

  而地方財權的上收,又進一步加劇了地方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舉借債務來擴大支出,使得近些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快速擴張,一些西部省份的地方債務規模已經觸及到了紅線。

  轉移支付還會給地方政府帶來預算軟約束。預期中央會對陷入債務困境的地方政府進行兜底救助,將進一步扭曲激勵機制,強化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導致地方隱性債務進一步加重。

  有研究表明中央財政專項轉移支付每增加1元,將導致城投債發行人平均增加0.312元,并且這一顯著正影響主要存在于中西部。

  目前,以轉移支付為核心的財政安排正面臨著嚴峻挑戰。近年東部地區的財政自給率已經逐步回落,而在經濟面臨放緩壓力、減稅降費和支出剛性的大背景下,東部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可能持續受壓制。

  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難以自給的情況下,最主要的方式是通過政府性基金收入和舉借債務來平衡收支。但是隨著調控收緊、棚改退潮,房地產市場逐步降溫,未來東部地區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會明顯受到影響。

  簡言之,東部地區自身面臨財政壓力,利用東部財政資金補貼中西部地區這種模式所面臨的壓力將越來越大。

  (三)資源錯配

  除了轉移支付等財政安排所引發的激勵機制扭曲外,舊式區域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優惠政策,還引發了深層次的資源錯配問題。

  從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盡管做了許多跨區域合作的有益嘗試,但總體來看“協調”的特征并不顯著,更多還是側重于“均衡”。因為盡管將中國劃分為四大經濟板塊,但很多政策仍然很難做到精細化處理,不同區域的稟賦差異也沒有被充分考慮,區域間的聯動發展效果也不及預期。

  最終,政策落腳點往往還是回到了舊模式,即利用政府“有形的手”來干預生產要素流動,試圖以此來縮小中西部和東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

  按照市場規律,中國的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應該是向經濟相對發達、產出效率相對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聚攏。但由于行政力量的影響,反而流向了效率更低的中西部地區,資源的這種錯配降低了中國整體的要素生產率。

  首先是資本的錯配。受政策推動,中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比重進入新世紀后持續上升,其中中部地區從2000年的16.5%提高到2017年的26.1%,同期西部地區從20.0%提高到26.6%。與之相對的,則是東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明顯下滑,2010年后維持在40%左右。

  但盡管中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持續上升,GDP占比提升卻非常緩慢,2000年—201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GDP占比分別僅提升了1.8%和2.5%。這意味著,中西部地區的投入產出比相對較低,大量的資金投入后并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

  因此,通過政策將資本投向中西部地區,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卻是以損失全國經濟效率為代價的。

  其次是土地資源的錯配。在中國政府壟斷了土地一級市場,并對建設用地供給實行嚴格的計劃性管制,農村用地轉換為城市建設用地面臨相應的指標限制。2003年后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傾斜,東部地區土地供應反而在收緊。從2003年到2014年,中部、西部、東北三大地區國有建設用地供應占全國比重從39%大幅提升至70%,東部占比則從61%持續下滑到30%。

  但與土地供應結構相反的是,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人口大量向東部地區遷移。這意味著土地利用效率更高、也更需要容納遷移人口的東部地區反而很難擴張建設用地規模,直接后果就是中西部地區大量土地資源閑置,而東部地區因用地緊張房價處于高位。

  最后是勞動力資源的錯配。由于東部沿海地區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具競爭力的薪資,所以長期是“孔雀東南飛”的人口流動格局。但新世紀后的區域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西部地區發展,無論是工作機會還是生活質量都有所改善,使得居民在當地就業的意愿增強,這客觀上也給人口流向東部地區帶來了阻力。數據顯示,2008年后中西部地區外出的農民工在省外就業所占比重持續下滑,說明更多的中西部農民工更愿意在當地就業。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2010年流入東部地區的農民工數量開始趨于穩定,勞動力供給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這加劇了東部的用工荒現象。

  直覺上理解,我們可能會認為人口流出是一個地區經濟缺少競爭力的表現,因此通過政策緩解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人口流出問題,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實際上,中西部人口流出可能并非是一件壞事。

  以產業之間的人口轉移作類比,工業化時期往往要經歷農業部門人口向工業部門人口的大規模轉移。但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過剩的勞動力轉移也恰恰是提升農業生產率、加快農業轉型發展的關鍵。

  從這個視角來看待區域經濟也是一樣的: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的人口轉移,確實一開始會加速沖擊落后地區的經濟,但隨后通過增加個體的資源保有量,反而可能會提升這個區域的生產效率和人均產值。

  人口密度過低會削弱一個地方的經濟活力,但人口過剩也會導致效率損失,只有勞動力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合理分配,才能最大化其經濟發展潛力——而尊重市場往往比行政干預更容易找到這一平衡點。

  如果一味地強調區域均衡發展,利用行政手段抹平差異,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舊式區域發展戰略客觀上加劇了發達地區的生產要素緊張,最終降低了經濟整體的效率。

面向未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3.0版本

  作為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國的一種實踐,以“均衡”為核心的區域戰略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歷史證明,過于強調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實際效果可能不及政策預期,還會帶來激勵機制扭曲和資源錯配的問題,這既加大了地方財政風險,又降低了整體的經濟效率。

  因此,需要重新審視面向未來的區域發展戰略,那么新的區域戰略方向又在何處呢?

  (一)國際經驗

  如果我們放眼全球,會發現“集聚性”和“非均衡”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國家,人口聚集效應往往也更強。比如美國、日本、韓國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群總人口占國內人口比例,分別為46%、65%、50%,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況,比如下圖紅色虛線方框內的眾多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歐洲國家內部各區域間的經濟地理條件差異較小,并且在歷經了百余年發展后,各地區都已經經歷了比較充分的發展,這使得集聚效應不再那么突出。

  但盡管如此,這些國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區,如倫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人口集聚意味著產業和經濟的集聚,而恰恰是這些為數不多的經濟增長極,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美國50%的GDP是由少數人口和產業集聚區域(下圖中深藍色區域)所創造的。占日本國土面積不到3.5%的東京都市圈地區創造了日本1/3的GDP。同樣地,盡管中國努力推動區域均衡發展,但狹窄的東部沿海地區仍然貢獻了中國一半以上的GDP。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經濟集聚是否必然導致區域之間產生發展差距呢?

  從美國各大區域的數據來看,人均GDP分化并不算嚴重。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加重了美國的區域差距,但2018年美國人均GDP最高區域(中部地區)/最低區域(東南地區)的人均GDP比值仍然在1.5以下。

  美國各州間的人均GDP由高到低遞減程度也較為平滑,其中紐約州人均GDP最高,約為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2倍,這一差距要小于中國的省際差距。

  對于區域平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聯合國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中有過這樣的闡述:

  “不平衡的經濟增長和和諧性發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當經濟從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增長時,生產也隨之日趨集中。生產者會青睞某些地點,譬如城市、沿海地區和相關國家。發展成效最為卓著的國家往往能制定合理的政策,促進不同地區人們生活水平的趨同。同時實現生產集中的短期利益和生活水平趨同的長期利益,其途徑就是經濟一體化。”

  經濟一體化,或者說區域經濟一體化——其背后支撐的經濟學理念即是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通過生產要素集聚,可以有效提升經濟效益,實現“1+1>2”的效果。

  這和強調“均衡”的傳統區域戰略有非常大的區別。中國舊式的區域協同發展戰略,往往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要素流動,造成效率缺失,影響整體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一些弊端。

  而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下,恰恰需要政策積極打破各類生產要素流動的壁壘和阻力,讓市場規律能夠更充分地發揮作用。在尊重區域特性和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利用政策加以引導,彌補市場缺陷,實現更完備的地區間優勢互補和價值鏈分工。

  (二)中國實踐

  從所出臺的政策看,實際上,2013年開始中國已經在積極調整區域戰略的方向。具體表現為“著重推進經濟帶協同、城市群協同兩個方向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努力構建“以經濟帶為軸線,以城市群為支點”的新型空間布局形態。

  一方面是2013-2014年“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三大戰略先后提出。另一方面是以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頒布為標志,正式開啟了城市群建設之路,2015年至今已有11個城市群相關規劃陸續獲得批復,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未來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國家戰略。

  至此,中國已經形成了以集聚效應和協同效應為導向的新型經濟空間格局,包括“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兩大重要的經濟帶,以及作為支點的十余個城市群。其中,各城市群又有所側重,比如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已經或即將提升為國家戰略。

  新型區域發展戰略無論是在戰略思路還是執行方式上,都有了明顯改變。

  從戰略思路上看,傳統區域發展戰略傾向于利用行政干預促成四大區域間均衡。而新型區域發展戰略則更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各類要素流動和高效配置。

  同時,新戰略重新審視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并非一味強調各區域均衡發展,而是先撬動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極,再通過經濟帶之間的傳導和協同,讓各大城市群共同發展,為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從執行方式上看,傳統的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布局實際上是按照經濟發展程度來劃分的,這樣的劃分方法一方面過于粗糙,沒有考慮到區域內部存在的差異性,例如西北和西南之間在經濟地理條件上差距很大,實際上很難適用統一的西部政策框架。

  此外,基于四大板塊的區域政策更多是注重各板塊自身的發展定位,對區域聯動性的考慮并不充分,而且區域政策具體落實下來,往往只能以省為單位進行政策指導,難以實現相鄰地區之間的經濟協同。

  而新型空間布局形式突破了固有的四大板塊布局和省際行政區劃,通過縮小區域政策單元,提高了區域政策的精準性。無論是城市群還是經濟帶,目標都是實現跨區域協同,通過錯開地區或城市戰略定位來實現差異化競爭和優勢互補。

  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例,各項措施很好地踐行了“促進要素充分流動”和“注重協同效應發揮”的區域發展理念,體現了新型區域發展戰略在戰略思路和執行方式兩個方面上的改進。

  一方面是通過基礎設施、金融市場、科技創新互聯互通等多方面措施,促進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全方位流動。

  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來看,最重要的仍是交通。按照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將建設虎門大橋、深中通道與港珠澳三座大橋來聯接港澳與內地九城,并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同時還將進一步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

  為促進灣區內交通的互聯,財政也在積極投入。截至2019年9月,中央和廣東省財政累計安排港珠澳大橋建設資金168億元、深中通道42億元,投入廣深港高鐵資本金72億元等,推進項目有序開展。

  從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來看,規劃也提出了幾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允許灣區內銀行機構開展更多跨境業務,如人民幣拆借、即遠期外匯交易等,便利金融機構業務往來。二是進一步拓寬跨境投融資渠道,例如完善現有的陸港通、債券通制度,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建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等,更好地實現金融資源配置。

  目前中國正處于新一輪金融開放中,內地對港澳地區的金融開放更早也更成熟,因此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試驗地,加快探索更多金融合作機制。

  從科技創新互聯互通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定位之一就是國際科創中心,因此規劃中也明確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合作,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幫助科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規劃里也指出要建立多方面的創新資源共享機制。例如通過與香港、澳門建立創新創業交流機制,推動創新創業信息共享。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推動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共享。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工作、居住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推動科技和學術人才資源共享。

  另一方面是,通過錯開區域內城市的戰略定位,可以實現差異化競爭和優勢互補,有利于協同效應的發揮。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9+2”城市各自有不同定位,例如香港是金融中心、創新中心,廣州是航運樞紐,深圳是科技中心,佛山、東莞等是制造業中心。通過對城市進行差異化戰略定位,可以避免城市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

  從相對優勢看,港澳地區有全球知名高校和科研機構,有優秀的科研人才、自由開放的金融制度安排、成熟的資本市場(港交所),能夠吸收海外高風險偏好的長期資金。而內地有深圳、廣州、東莞等九城的市場需求,同時背靠內地資本市場(深交所),有較高的居民儲蓄,有強大的加工生產能力。

  港澳和內地珠三角九城合作,非常有利于發揮地區間優勢互補和協同效應,最終實現1+1>2的效果。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三大世界級灣區之間,還存在發展差距較大的客觀事實,無論是人均GDP還是單位土地面積創造的GDP都相對偏低。同時,還存在著要素流動不夠充分、部分地區產業競爭同質化等一系列問題。

  但相較此前過度強調區域均衡發展,目前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3.0,更具科學性、更合乎經濟發展規律,也能為粵港澳大灣區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頭圖來源: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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